央行原副行长雄文：从三里河到复兴路的央行大佬们
作者：马德伦总行(一)
1985年早春我调入总行时，总行还在三里河。一座青砖楼，中国传统构筑风格，素面朝天，古朴庄重，是上世纪50年代专为部委制作的办公楼。楼高五层，长约80米，宽约10多米，东西朝向。北边三分之一多是核工业部，和人行、财务部完全隔绝，而人行和财务部的办公室混淆着。楼东面紧挨一条小马路，马路另一侧是一排青砖构筑，除了几间司机苏息室，就是车库。当时小汽车少，只有几个行领导用车和秘密交通车及两三辆机动车。当时没有班车，大多数干部骑车上放工。自行车棚紧贴着办公楼，楼有多长，车棚就多长，放了两排自行车，还满满的。当时的办公室拥挤简单。陈慕华行长的办公室是个套间，不外30多个平方，里间办公，外间会客兼小集会室。副行长的办公室十几个平方，秘书们挤在一间办公室里。而我则和刘鸿儒副行长一个办公室，我坐在门口，面向刘行长，刘行长面向墙。墙上挂着中国舆图和天下舆图，寓意“胸怀故国，放眼天下”。刘行长的办公桌稍大些，是“两头沉”的写字台，我的办公桌是100(60cm的三屉桌。别的，还插空放了三个铁皮柜，就再无其他家俱了。刘行长的办公室朝东有一个枣赤色木框窗户，固然在二楼，能看到的就是自行车棚顶，没任何景致可供观赏，也没有绿植装扮春色，只有微微发黄的舆图，诉说着汗青。记得我去当时的金管司送文件，蔡鄂生、张志平当时在金管司体改处。他们问我：“马秘书，你和刘行长一个办公室什么感觉？”我讥讽道：“你们说，狼和羊在一只笼子里，那只羊是什么感觉。”他们大笑不止。就由于这一句话，当年推选西城人大代表，金管司43个人全部提名推选我。行长的办公室尚云云局促，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。各司局的 司局长们都在一个十几平方的办公室里。正司长可以靠窗户一人独坐，副司长就要两两相对。当时的处室人也多，七八个人一个处的比比皆是，也是一间办公室，不分什么人地两人面对面，靠墙放办公桌椅，中心一小过道，只有几十厘米宽。走廊两侧摆满了一个又一个木头文件柜，柜顶上放着一捆捆的资料。局促的走廊里，相遇的两人只能侧身而过。而外事局基金处在大楼最南端楼顶上的小炮楼办公，窗外就是楼顶，他们在窗户上搭了一块跳板，苏息时就从窗户爬上楼顶去做体操。纵然云云拥挤不堪，办公室也不敷用。体系工会先在三里河二区一号这座四层小楼办了几天公、厥后就搬到了“河南饭庄”。辅导司就在五棵松那里租房办公，金融研究所在白广路头条一号总参第三招待所里，条法司、考核局、外汇局（当时还是总行的内设司局）、智力引进办、管帐司业务室租了月坛南街一家服装厂楼上几层办公。所幸离总行就百十来米，也不算远。总行大楼二层225房间是总行唯一的集会室。集会室中心的集会桌附近只能放十把扶手椅，靠墙壁处除了门，就摆满了套上白布套的椅子，总行党组会、行长办公会都在这里开。司局长调集处长开会，就在司局长办公室，要开全司集会，就找司里最大的办公室，人多坐不下，就有人坐在门口或楼道里。行里要开大会，就借附近的中街一号会堂。那一年的国庆节前，总行举行各司局合唱比赛，就在中街一号会堂，舞台上临时搭起的蹊径式木板架，人站上去，晃悠悠的。某司上场开唱不久，一位站在最高一排中心的司领导约莫是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，有些眼花头晕，加上架子又晃，不知不觉地倒向了一侧。歌未唱完，全司就撤了。那天在等电梯时，各人碰上这个司办公室的戈世荣处长，我就问她：“某司长醒来后是不是问‘同道们歌唱完了没有’”？戈处说：“才不是呢。某司长说，‘我的一只皮鞋还在台上呢’。”各人哄堂大笑。当时电话机也少，行领导的办公桌上一部红机，一部平常机分机，秘书有一部门机，这些分机都挂在值班室的唯逐一部外线上。外线电话打进来，值班室的同事先转秘书再转领导，拨出去要先拨一个数字。远程电话要先拨174，174很忙很忙，以是要有耐心。一旦拨通，报本身单位、电话、姓名、账号（公家的电话扣费账号），再报对方都会、单位、电话、姓名，放下电话就是等。大概上午要的远程，下战书才接通。纵然行长有急事要办，也无可怎样。一次我要了远程电话，等了半个多小时，电话响了，一位接线员说：“863548吗？请找李德伦接电话。”我说：“这儿没有李德伦，只有马德伦。”，接线员笑了，说：“就找你。”当时没有盘算机，全部文件都是手写稿，很多同事的字写得很美丽。手写稿的文件或质料不光练字，更可看出草拟人的笔墨功夫和逻辑头脑，不像如今的打印搞，看着就像正式文件，看不出什么差距来。办公用的圆珠笔是竹杆的，铅笔刀是铁片的。当时规定，正式文稿要用钢笔，不能用圆珠笔，圆珠笔的文稿无法存档。行领导签批后的文稿，送到一楼打字室，十几台打字机后十几个姑娘小伙儿头也不抬地忙着。打腊纸稿，轻了打不上，重了会打穿，以是是个技能活。打好了再一张张地油印，工人也是两手油污。总行在三里河二区一号这座四层小楼一层有个铅印厂，七八个人，告急文稿送来，捡字工人从成千上万的铅字中捡字排版，让你看到宋朝时的巨大发明怎样一连至今。从大楼西侧便门出去，也是一排砖平房，依次为浴室和食堂。每周六个工作日，浴室一日男、一日女的各用三天，纸板上两面用毛笔字分别写着“男”或“女”，挂在小门上，以防记错了犯错误。浴室只在中午和下战书放工后开放，当时没有浴液和洗发露，来洗浴的人，就拿着毛巾、裹着肥皂或香皂大概再拎着换洗衣服。进得门来，是一狭长小屋，两边是长木条椅，墙上是一溜钉子，衣服就挂在钉子上。另一间就是浴室，20多个淋浴头也不敷用。家里没有洗浴的条件，只幸亏单位管理。人多了，水温就上不来，屋子外的锅炉工就要多添几锹煤。洗事后的人们，脸上红扑扑地走出来，头发还是湿的。食堂供早、午、晚三餐。在食堂用餐，要用米票、面票、粮票和人民币兑换相应的食堂券。本身带餐具，吃什么，看小黑板上的菜谱本身选，厨师一勺菜，一碗饭地盛给你，端走找个空位置吃去。由于粮食和肉蛋都限量供应，影象中从未有红烧肉大概烧排骨这些硬菜。食堂也无补贴，很多人还是带饭。早上来时，自行车把上挂一个兜子，从布兜到人造革兜到尼龙兜，里边是饭盒，饭菜就装在一个铝或不锈钢饭盒里。用得久了，磕得坑坑洼洼的地方，就有黑黑的油污残留。有的人菜带的多，就一大盒饭、一小盒菜分装。值班室门口的桌面上，放着一钢筋焊接的方筐。早上秘书把行长和本身的饭盒放到筐里，值班秘书抬着铁筐出楼。在小院墙角有一大汽锅，1米多高，2米来宽，分了几层。放下铁筐，到上午10时，锁门后汽锅开始冒汽，11时多停汽。11时半，人们一连来取饭盒。类似的饭盒太多，有人回到办公室，打开才知道拿错了，赶快返来换。有2人同时拿错的，就等着。也有人是老婆装的饭盒，不知是什么饭菜，吃过了回家才知道吃了别人的。就有人贴出“寻饭盒启事”，请拿错的人送返来。以是，中午饭时分，值班室门口总是一股说不清的饭菜味，恒久地弥漫，氤氲着不愿散去。说到这里，你肯定会问当时干部挣多少钱。怎么说呢？当时大学结业生第一年每月46元，第二年转正后56元，是23级干部。“文革”前，干部工资是按级别定的，13级以上是高干，月工资在140元左右，副部长如果是9级干部，月工资在230元左右。司局长一样平常都是老同道，在十几级，收入可想而知。刘鸿儒副行长是1947年加入革命的，1980年当了副行长，当时工资有了新标准，副部长月工资180元，工龄工资每年0.50元。1987年初，拿到刘行长的工资袋后，我对刘行长说：“刘行长，给你涨工资了。”刘行长说：“是吗？涨了多少？”我说：“5毛钱，工龄工资加了一年，但是到头了。”当时规定，工龄工资最多给40年。也就是说，刘行长从1947年加入革命，到1987年以后，每月的工龄工资就固定在20元了。我在1986年提升为副处，月工资是105元，加上我和儿子的肉食补贴和工龄工资，月入为129元。当时在筹划经济下，齐备凭票证供应，代价也国家定。猪肉调价后，按家庭生齿，北京每人每月发7.50元猪肉补贴。以是刘行长的月收入为工资180元+20元（工龄工资）+7.50元（肉补）=207.50元 。当时一斤猪肉在2.40元左右，米、面一斤在1毛7左右。收入不高，开支也有点窘迫，人们的日子过得都细致。总行也会给职工搞点福利，一来增补限量供应的不敷，二来会自制些。1985年炎天，总行分活鸡，1人一只。鸡就关在刘行长办公室窗外的自行车棚里。打开窗户就是鸡叫和抓鸡人的语言声，尚有鸡粪味。我们只好关紧窗户，只管天气燠热，也只好忍着。炎天还会分西瓜，2个或3个不等。春节前，大概会分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带鱼等等。1986年春节前，第一次分了盒装的大虾，我舍不得本身吃，托列车员捎给岳母，岳母也未收到，在火车上被偷了。尚有一年春节前，总行不知从河北什么地方搞了些希奇猪肉。但是，杀好的猪一劈两半，热呼呼地就扔上了大卡车，运到北京，上面的猪肉还好，下边的猪肉就捂得有味，只长处理了。当时，出国是一件大事，不但机会难过，尚有补贴，给置装费500元。一年之内再出国不给，一年之后给100元，三年之后再出国，再发500元。出国的同道拿着先容信，到西交民巷的“红都服装店”做西装。全北京出国的人都在这儿做洋装。业务厅总是人满满的，很多人是夫妻一起来，老婆做决定。柜台上放着不到10种面料，选好面料，也不消成衣量尺寸，服务员审察你一下，然后从衣架上拿出差不多的样板衣服让你穿，看差不多就写下衣服的号码，一个月后取。是否可身，本身没感觉，也不知道，只是看镜子中的人好像变精力了，但老外总看着哺咝刷。1989年初条法司张秀民司长带我去美国、加拿大观察金融立法，并到IMF寻求救济。张司长和我的洋装撞衫了，张司长对我说：“你就别穿了。”幸亏我别的尚有一套，但毛衣又和团里的翻译王勇一样了。当时，出国每天尚有10美元零费钱，还可以用人民币按官方汇率买30美元的自由外汇。出国返来，尚有一件免税的大件商品，就在惠新东里那儿的出国职员用品市肆，在冰箱、电视、音响、摩托车中任选一件，还可别的选吸尘器、电熨斗等一小件免税品。1986年我第一次出国，想买免税品，外汇不敷，刘行长的50美元自由外汇让我买了。用零费钱加上本身和刘行长的自由外汇，我买了一台“东芝”168立升的冰箱，不停用到1998年，搬家后送了人。当时总行职工住房也告急。新分来的大门生就住在北洼，是总行租用玉渊潭公社的一幢4层红砖楼，多的十多个人一间，少的4个人一间。食堂也是玉渊潭公社筹谋着，星期天只有2顿饭，饭菜质量极差。我调来总行的前几个月，就住在这儿。记得这儿的馒头又酸又硬，菜里见不到一点油星。只身男女要本身做饭，就买了火油炉，星期天一大早起往复列队买火油，去晚了就卖光了。餐具、厨具用事后就放在床下。没有电冰箱、副食品买返来当天就要吃光的。完婚后的青年男女，要等一段时间才气分到别人腾退下来的康乐里的筒子楼，只有一居室、15个平方左右。没有厨房，就在楼道里放一煤气罐生火做饭。每层楼只一个卫生间，几户人家共用，轮替打扫。总行很多同事的下一代就出生在这里并渡过幼年。在如许的房间里渡过三五年，才有大概搬到独门独卫的一居室或小两居里。当时住房没有面积规定，一样平常的处长也是两居，老处长和司长才住上三居。90年代以后，住房面积和居室结构才改变。当时出差到外地，入住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总行陈诉住处和电话，以方便总行接洽。开过会后即返程。出差的留宿和用饭，都要本身结账。想要当地特产，本身去买。1984年8月总行在吉林市开会，我就瞥见当时的管帐司司长童赠银（1985年6月后任总行副行长）在街上买了一把扫地的笤帚。当时我们去四川，看到蔬菜又希奇、又丰富，就会买一些返来。总行的财务管理也非常严酷。行领导、司局长、处级干部出差留宿有标准，高出了本身掏钱。那一年，和刘行长去天津，住市委招待所。刘行长的房费超了20元。我和另一位同道省了20元，但不能顶替，刘行长本身掏腰包补上。1988年我在条法司，春节全司会餐，卖报纸得了20多元，每个人春节发2元钱影戏费也被会合，用几十块钱买了些熟食，在一个同事家里又切了些萝卜拌白糖，就在办公室里聚了一次。司里是没有小金库的，更不会找人买单。当时干部是被提升的，没听说谁向领导、向构造提过要求。任命发表之前，也无任何消息跑冒滴漏。就如我，副处、正处、副司、正司，事前竟无一点征兆。当时人的原则性也强，司局长劈面就向行领导提意见，也无所谓。三里河时期的总行，履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。1948年12月1日创建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还在石家庄，在那座白色的小楼里。厥后，进了北京。在筹划经济的年代，金融实验大一统，天下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，除了现金和存款，人们再无其他的金融资产。存款不是个人投资，招呼人们存款的标语是“爱国储备”。当时的人民银行谈不上货币政策，更无从谈起国民经济四大账户体系。汗青上的人民银行，曾两次和财务部归并，人民银行更沦为了财务的出纳。从1979年开始，农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了，1980年，中国银行独立了。1982年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扯起了大旗。1983年，国务院146号文件确定工商信贷业务从人民银行剥离，创建中国工商银行，人民银行专门使用中心银行职能，人民银行今后脱茧而出。从1984年到1990年的6年，人民银行处于中心银行的初创时期，人们有了货币政策的概念，开始了金融宏观调控，但是本事还是筹划。年度货币投放、新增贷款被严酷的指令性筹划控制着。到了年底，货币发行要突破筹划，就是罪行。贷款筹划切块下到达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，切条下到达工、农、中、建四大银行，严令不能高出。固然有了存款预备金，有了利率，但在严酷的筹划下，这些工具只是摆设。存款预备金是由银行分支机构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行缴纳的。当时宏观调控更多是讨论筹划时的辩论，分配指标时的夺取。以是，陈慕华行长说，有人说人民银行是“一刀切”，我们不是“一刀切”，但总是要“切一刀”。当时的金融羁系，还处于行政管理的阶段。总行金融管理司负责金融机构设立的审批，外事局外资处负责外资银行、代表处的审批。总行在1985年设立了考核局，负责现场查抄金融机构，但只是合规性查抄。当时那里有什么金融风险的概念，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，贷款呆账就挂在账上，找机会核销了事。当时为了发展，和财务几经讨论，人民银行实验利润留成，才算有了些机动财力。想想这些汗青，好像有些可笑。当时的总行对于怎样创建中心银行体制和运行机制，有很多还不懂，有很多有争论。那一时期，刘鸿儒副行长写了很多文章，先容、解说成熟的中心银行，厥后编成了一本书叫“漫谈中心银行”。当时的总行，大概有很多事是我不相识的，也有些事，还无法落笔。当时的情况好像费力，条件也差，但从踏实办事的人们那儿，听不到一丝抱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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